从1952年加入纽约联储,到1979年出任美联储主席平息美国近40年来最为严重的通胀,可以说,保罗·沃尔克一手塑造了今日美国经济,也是决定20世纪70年代国际货币体系的重要人物。

今年,我们出了一本保罗·沃尔克的《坚定不移》,这距离他上一本著作《时运变迁》的出版已经过去了整整26年。

当时编辑大大说这本是他以91岁高龄书写而成的书,书里有着大量金融历史场景的再现,以及他70年金融生涯的总结和反思。

读罢,阿信也不得不感慨一句,老爷子真的是以一己之力将美国拉出了经济泥潭,被骂赌徒和疯子,也依然坚定不移。纵观沃尔克的一生,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希勒所说:

“从沃尔克身上,可以看出一个人的个性和意志对经济历史所发挥的根本性作用。”

1927年9月5日,他出生在美国新泽西州的开普梅市,是整个家族中唯一的男孩。

他的父亲在新泽西州蒂内克市担任市政经理,于战后混乱中重塑城市秩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当保罗·沃尔克稍大一些,父亲会在与市长、 议员或其他有影响力商谈事情时带上他“长见识”。

“今天, 回首往事,毫无疑问, 我父亲在当地政府中的地位对我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礼貌和寡言的背后,是他不露声色的机智和老成的政治直觉。”

沃尔克的母亲是那个年代少有的接受过顶级大学教育的高知女性,在父母的栽培下,沃尔克的教育经历那真的是“别人家的孩子”:

因为从小的身高优势(身高2米),他毫不费力地就成为校篮球队员。不过他并没有成为篮球明星,在大学里,他兴趣广泛,选修了很多专业之外的课程:现代艺术、文学、宪法和世界宗教史的课程都是他的涉猎范围。

在普林斯顿求学期间,货币银行学真正引起了他的关注,他的毕业论文选题就是关于二战以来美联储存在的问题,这篇论文还为赢来了一次美联储的实习面试,但他最终遗憾落选。

1952年,从英国留学回来后,沃尔克去了纽约联储,职位是“C 级经济学家”, 这个职位级别很低,但好处是能接触到后来成为他终生关注点的经济政策问题。

也是在这一年的感恩节晚餐上,沃尔克邂逅了剑桥大学的研究生芭芭拉·巴恩森,两人一见钟情,两年不到就结婚了。

1957 年末,沃尔克离开纽约联储,以首席经济学家的身份加入大通曼哈顿银行。1962年,沃尔克加入美国财政部,成为财政部长的私人助理。

1962年,保罗·沃尔克加入美国财政部,与狄龙(中)、鲁萨(右)一起宣誓

这份工作承受的压力相当大,当时美国时值危机关头,黄金储备下降到 110 亿美元以下,而对外负债几乎是这个数字的4倍,通货膨胀率超过 4%。

尽管沃尔克通过美元贬值,黄金价格上涨等一系列手段,努力在法、德、日等各国中奔走协调,但由于当时复杂的国际形势,布雷顿森林体系还是在1971年8月15日被尼克松总统宣告结束。

“我在财政部工作的大部分时间都致力于稳定和改革国际货币体系,但最终都失败了。”

沃尔克回顾这件事时,觉得自己得到了两大教训:一是国际货币改革的目标本身存在内部矛盾;二是政治现实的问题。

但有一点他始终坚持:他认为美国在制定国内货币政策时不考虑国际因素是不对的。

这样的原则使得沃尔克在处理美元这样具有巨大国际外溢影响的经济决策时考虑更加全面,也为树立美国的国际形象起到了积极作用。

沃尔克在 1974 年初离开了财政部。那时尼克松政府因为水门事件陷入混乱。国际规则丧失, 加上缺乏强有力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通胀又开始了。

1970年代,美国在两次石油危机的冲击下,经历了高通胀、低增长、高失业的经济滞胀。

1976年,吉米·卡特以“现在就赶走通胀”(Whip Inflation Now)为竞选口号,赢得大选。

上台后,吉米·卡特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抗击通胀,但到 1979年,通胀还是居高不下,但政府已经没招了。

在上任前,他第一次见到卡特总统,便向他出了三点建议:1. 确保美联储的独立性 2. 美联储必须直面通货膨胀 3. 实施更加紧缩的政策。

沃尔克上任美联储主席,就等于掌握了美元的生杀大权,但沃尔克面对的是一个巨大的烂摊子。抗击通胀,掌控好“货币的闸门”,不仅需要智慧,更需要正义良知以及“与世界为敌”的勇气。

美联储开始大幅提高贴现率、提高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呼吁停止向投机活动放款,承诺控制货币供应量增长。

媒体嘲讽沃尔克是“顽固的货币主义者”、“疯狂的赌徒”。诺贝尔经济将得主弗里德曼批评他没有坚守货币主义的路线,并希望撤掉美联储。连一向支持沃尔克的卡特总统也公开炮轰他“僵化的货币主义方法”。

愤怒的人们冲向街头,美联储总部经常遭遇各种抗议,甚至沃尔克的人身安全也受到威胁。

沃尔克在卡特总统临近大选6个星期内,还不断地采取紧缩政策,联邦基金利率从11%涨到了14%。

1980年11月4日,卡特败给了罗纳德·里根无缘连任。卡特将败选责任归咎于沃尔克。

1981 年初,随着新任里根总统上任,美联储抗击通胀的进展依旧缓慢。利率和货币供应量虽然增速放缓,但仍然居高不下。

这时,外界的嘲笑、挖苦与谩骂已经不堪入目,但美联储决定坚持严控货币总量和坚持高利率的路子继续坚持下去。

同时,沃尔克领导的美联储还拒绝为财政赤字融资,反而以货币政策为武器,敦促政府立法平衡预算,重建财政纪律。

1982 年夏天,通货膨胀率一路降到 4%,短期利率降到了峰值时的一半。尽管失业率仍接近 10%, 但复苏进程已经明显开始。

1982年10月,道琼斯指数涨到了1000点。1982冬天,美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进入历史性的拐点,一场史诗般的大牛市正在拉开序幕。

沃尔克以其强大的意志力为美国之后20余年的繁荣奠定了基础,他本人也被继任者格林斯潘誉为“美国经济活力之父”。

这里有一个小故事:沃尔克当美联储主席的年薪只有5.75万美元, 比他当纽约联储行长时的11万美元年薪低了近一半。

沃尔克的妻子芭芭拉因为有类风湿疾病,所以留在了纽约。沃尔克在华盛顿美联储附近租了一间一居公寓,每月400美元。这间公寓里只有一张床、一张桌子和几把椅子。他的女儿当时正在邻近的弗吉尼亚州上学,每周过去帮他洗洗衣服。

因为沃尔克薪水低,家里经济状况也不好,妻子芭芭拉只能带病兼职做会计补贴家用。最艰难的时候,她甚至把在纽约的家分租一部分出去赚些租金。

所以,当1983年中的一个周末,沃尔克接到里根总统的电话,总统说,他将在几分钟后的每周电台广播中, 宣布他连任。

在沃尔克的美联储主席生涯中,他始终坚持美联储制定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后来在接受采访和演讲时,沃尔克也始终反复强调“中央银行的独立性”。

在这期间,他和从日本财政部副部长岗位退休后同在大学任教的行天丰雄,合写了《时运变迁》。

他认为,“好的行政是好政府的关键”——如何识别民众的需求,以及如何有效地满足需求,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它需要特殊的技能、复杂的技术,以及最重要的——良好的判断力。

也因沃尔克在各界人士心目中都是“清廉、正直、公正、果敢”的形象,许多国际上的棘手的事务最终都只能请沃尔克出面解决。

比如,1996 年调查如何处理在瑞士银行纳粹受害者存放的资金问题。这是一个情感上和政治上都很敏感的问题。唯有沃尔克能得到犹太社会和瑞士银行双方的信任。

2000 年,沃尔克被任命为由 19 名成员组成的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主席,致力于建立国际会计准则。

2007 年,80岁的沃尔克还在负责审查世界银行机构廉政部的工作及其反腐败的成效。

人们亲切地称他为“主席先生”,不仅因为他曾是美联储主席,也因他在这些国际非盈利机构一次次组建“沃尔克委员会”,担任永不让人失望的“主席”。

鉴于沃尔克的卓越成就,新当选的奥巴马总统,邀请81岁的沃尔克再次出山,担任财政部长。

年逾八旬的沃尔克无意再服务一个总统任期,最终只答应担任经济复苏顾问委员会主席,就这样,又一次成为了“主席先生”。当时,意大利前总统卡罗·钱皮专门给他致函,信中只有三个字“信任你”(We trust you)。

在沃尔克看来,还有几个关键问题尚未得到解决,包括真正有效的监管结构重组、货币市场基金的适当作用,而且更重要的是限制那些有政府保护的银行进行投机交易。

2010 年,奥巴马召开新闻发布会,推动改革立法,宣布他的政府支持禁止商业银行内部的投机活动,并将其命名为“沃尔克规则”。

在美国甚至国际金融与经济事务问题上,沃尔克总是比别人看得更长远,这使得他不为短期利益所遮蔽。

沃尔克先后被六位总统委以重任——三位人,三位共和党人;一生历经布雷顿森林体系和美元危机、1970年代滞胀危机、2008年金融危机三次危机。

每一次危机,他都敢于说“不”:对金本位说不,对通胀说不,对金融投机说不。

他在《坚定不移》中总结自己近一个世纪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但更多的是教训总结,而他始终强调的“三大真理”:稳定的价格、健全的金融、纪律严明和高效运作的政府,也正是这位耄耋老人给世界留下的最宝贵的财富。

今年年初,《第一财经》在年度书会上将《坚定不移》评为年度书籍,因为身体原因,91岁高龄的他不能来华赴会,通过视频与观众见了面。

视频中,沃尔克虽然消瘦了许多,声音也有些嘶哑,但思路依然十分清晰,他说:

“我曾发誓永远不写回忆录,但在一两年前我改变了主意,众所周知美国如今的政治形势非常令人沮丧。因此我认为有必要从我的经验中总结一些要点,包括中央银行(独立的中央银行)的重要性,维护物价稳定的重要性,还有一个不直接涉及货币政策的更大的问题,我们确实需要对政府有基本的信心,这是已到耄耋之年的我所最关心的问题。”

在维护和重塑战后货币体系的过程中,各国的经济政策尝试了众多经典宏观经济理论,期间也有很多诸如保罗·沃尔克这样,具有现实判断和全球化视野,做出杰出贡献的官员和学者。

在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里,他们不为一己想法、一派观点甚至一国利益所束缚。是这样的胸怀才有了今天的国际货币体系,才能让全球化稳步走到今天,才有了世界经济相对健康持续地发展了半个多世纪。

有人说,国家的竞争,最后拼的是思想。战后70年间全球大国在关键货币、军事和国力等方面的“时运变迁”,证明了这一点。

思想决定了过去近两百年全球范围内的科技创新,也影响着“钱”这个永恒的问题,于家庭、个人,这关乎贫富;于国家,这关乎兴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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